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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是罗马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们信奉罗马教，后来基督教在各国盛行，一直剿灭都灭不掉就改变策略，将罗马教和基督教合并，就是各退一步成为罗马天主教，罗马教皇开始崛起，罗马帝国皇帝依然是实际掌权者。后来罗马帝国分裂成十个国家，罗马帝国覆灭。由于宗教的势力强大，罗马教皇成为各个国家的监管者，权利大的时候甚至可以罢免一个国家的国王。
1798年之后，拿破仑将罗马教皇下到监里，宣告罗马教皇时代的结束。
但现在由于宗教的缘故，罗马教皇重新出现，现在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地方虽小，权利却很大。
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与教皇之间权力之争是怎样形成的？
公元476年，西欧的历史发展了戏剧性的变化，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游牧民族日耳曼人一举征服了西罗马帝国，并使西欧从此进入了中世纪时代。
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会权与王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呈现互有消长的马鞍型；最初是教会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会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崛起。
当罗马教皇的权力向天主教各教区延伸的时候，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也要求对所在地区的教会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如何调整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理论，首推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在公元5实际提出的“双剑说”，即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力，由上帝交给皇帝执掌；双剑论问世的时候，正是拜占廷王国把持教会权力的时代，此时的教皇从政治地位上只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还难以在教会事务中与皇帝抗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双剑理论，不仅含有排斥帝国皇帝统治教会事务的意味，而且也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显露端倪。
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拜占廷皇帝失去了对中部意大利的控制。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机提出了接替拜占廷统治意大利的要求。为了替教皇的领土要求提出理论依据，罗马教会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罗马教会伪造这份文件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意大利中部的领土，而是为了得到对整个帝国西部的世俗统治权。
在11世纪下半叶之前，王权在与教会权的相互关系中占据着绝对有利的地位，王权把持着教会权，国王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集权统治，获得教会的支持，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盟，达到了集权统治的目的，但同时又使教会的权势在王权 的支持下扩大了，成为封建统治集团中较强大的政治势力。以法兰克和德意志为例：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王权与教会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但是，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联盟的主导者仍是王权而非教会权。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手中，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成为世俗政权控制。
10世纪初，德皇利用教会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实行“奥托特恩权”，因此加强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盟，并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罗马教会的改革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权增长的起点。教会权的增长是以削弱王权的集权为代价的，必导致王权与教会权的摩擦，加剧了地方封建势力与王权的冲突。德意志王位是因反对外部敌人这一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被确立、承认的，一旦这种外部威胁减弱或消除时，这个共同利益也就不再存在，就出现各大公爵企图扩大势力与王权相对抗的局面，奥托一世即位后，曾多次经历了氏族公爵的一再反叛，促使其承袭查理大帝的教会改革，培植教会势力，以削弱世俗大公爵的势力，奥托完全垄断了教会权力，重要教区的大主教由奥托的直系亲属担任，不仅教区内的宗教事务，同时还被委任执行国家权力，广泛地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掌握司法大权的重任，即“奥托特恩权”。奥托把主教纳入官职的等级制度中，因主教制没有组成一个世袭家族的危险，减小了对王权的威胁，加强了王权的核心。因王权集权的需要，奥托二世建立了国家教会制，这种教会制还是在王权的控制下。
如前所述，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之所以大加干涉和控制，是因为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增予及权益。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大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在德意志地区，圣职的授职权，一直是王权的属性。教会是王权实行统治的一个支柱。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再次，为了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
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教会权的低落，不仅体现在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教皇对其世袭领地教皇国治理的失控。9—10世纪，教皇国的管理体制被打乱了，各地豪族如堡主、伯爵各自为政，教皇统治权变得有名无实，迫于压力，教皇开始把地产长期租借给他们。
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的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满载亨利三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但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则十分有利。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王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必须全面的、辨证的分析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权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教会和国家、王权与神权的二元统治制下，政教之争是中古西欧政治史上极重要的内容。王室与教会作为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中世纪前期，王权与教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既相互为援，又不乏激烈的权益纷争，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中世纪中期，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展开了长期的以争夺最高统治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 （一）中世纪前期：教权与王权的二元统一—— “双剑论” 中世纪前期(5－11世纪)，王权与教权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教会需要国家的保护，需要王法处理世俗事务，并且教皇的选任也需要国王的认可；另一方面，王权也需要教会的支持、祈祷，并从教皇那里获得自己合法存在的依据。这样，教会和君主各有其独立管辖的领域，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管理人间的事务。 这里的教权是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权。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及其教会却被保留了下来，当罗马教皇的权力向各教区延伸时，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也要求对所在地区的教会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教权与王权的关系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理论，首推教皇拉西乌斯一世在公元5世纪提出的“双剑论”，即上帝把象征最高宗教权力的剑交给教皇执掌，把象征最高世俗权力的剑交给皇帝执掌。 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后期，日耳曼部落开始大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小王国，其中最大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在建立王国的过程中曾和高卢北部的主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496年圣诞节又接受了罗马基督教的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这对克洛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在此之后的侵略扩张得到了基督教的大力支持，而教会也从克洛维手中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克洛维死后，751年，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在教会的支持下当上了国王，为酬谢教会，丕平两次向与教皇为敌的伦巴德人开战，占领的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并把中部地区连同罗马城一起献给教皇，这一历史事件称为“丕平献土”，由此奠定了西欧教皇国的基础。从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到“丕平献土”再到教皇国的出现，这一阶段，王权与教权是和平相处，相互利用的，但教权始终臣服于王权。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圈，使人民安于天命，企图借助于神权来神化自己的统治，由此，统治者开始不断向教会供奉土地和财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教会经济。教会则借助于世俗权力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这种关系在查理大帝写给教皇的信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说，“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他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而神圣的教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 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查理曼帝国分裂，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对中部意大利的控制，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机提出了接替拜占庭统治意大利的要求。为了替教皇的领土要求提供理论基础，罗马教会在公元8世纪晚期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文件的大体内容是：当君士坦丁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时，曾经把帝国西部的统治权授予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执掌。②这一文件是基督教急于摆脱君权控制、实现对封建神权统治的一个信号，其实质是欲为教皇统治西欧和意大利制造理论基础。 实际上，罗马教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对帝国西部的直接统治，但教皇从来没有放弃统治帝国西部的梦想，并且经常借为世俗君主加冕的方式努力实现着他的梦想。中世纪由罗马教皇主持的加冕礼有两次最为著名，一次是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国王查理加冕并称他为“罗马人皇帝”，另一次是公元963年，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加冕，同样称他为“罗马人皇帝”。联系到先前的“双剑论”和“君士坦丁的赠礼”，不难看出教皇借加冕及所赠予的头衔所表现出的意图，即教皇自认为代表上帝把统治帝国西部的权力转赠给了世俗君主，实际上是扶持世俗君主作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对世俗君主的加冕，一方面是对君权神授理论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将世俗权力置于教会的从属地位，尤其是置于教皇之下。 公元10至11世纪，格里高利一世在改革天主教会的同时，对“双剑论”进行了修正。他提出，上帝曾经把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授予了教皇，而后教皇又把世俗权力委托给了世俗统治者，但是教皇保留了对世俗权力进行规范的权力，因而如世俗君主对权力使用不当，教皇有权罢免世俗君主。格里高利的新理论代表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社会理想，即在尘世建立起一元化的神权统治，实际上是建立起教皇权的一元化统治。 （二）中世纪中期：教权至上、王权衰落——“日月论” 中世纪中期(11－14世纪)，是天主教会势力增强的时期，教权在此时臻于极盛。他不仅与各国君主逐鹿西欧，还一度控制他们成为共主，形成唯我独尊的局面。教皇权力的增强及其鼎盛，首先表现在摆脱了世俗政权的控制，教会取得了完全的独立，教皇真正主宰了教会。 10世纪中叶后，教会内部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革教会腐败，加强教会组织纪律、反对世俗君主授任神职的克吕尼运动，其目的是统一教会。克吕尼派教皇戈利哥里七世在位时，围绕教会统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由教皇控制西欧各国的教会，发动十字军取得领导权，发展宗教法，提高教会的管理效率。当时，统一教会的主要障碍是俗人授职权的风行，教皇与君主就此展开了40年之久的授职权之争，此番争斗的实质还是由谁来统一和治理欧洲。皇帝宣称君权神授, 鼓吹上帝不仅赐给他们世俗统治权, 同时还授予他们教会管理权, 教皇的加冕表明了教会对这种权力的承认。王室基于此而坚持政府在世俗事务中有绝对权威，只承认教会在精神事务上有绝对权威。这些观点自然不被教会改革家所接受，教皇戈利哥里七世认为政府必须听命于教会，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唯有教皇一人有权制定新法律，有权任命主教，教皇甚至有权力认可或否认人民在某种情况下选举的统治者。在当时要摆脱欧洲的政治分裂与混乱, 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放弃一部分权威，承认教皇为他们的共同宗主。在1076年，亨利七世终于屈服，他赤足披毯，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请罪，求得了教皇的宽恕，保住了皇位，稳定了国内政局。直至1122 年签订的沃姆斯宗教协定, 规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必须得到教皇和皇帝双方的认可, 教会与君主才达成了妥协, 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教之争暂告结束。教会虽然没有彻底制服君权, 但至少也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 至此，教俗的力量对比处于暂时的平衡状态。此后，冲突并没停止，并在13世纪再一次出现了激化。这一时期的罗马教皇明显加快了与帝国政权斗争的步伐，斗争的目的是想进一步摆脱皇帝控制，建立一个以罗马为首的“世界教会帝国”。 教皇权势的颠峰时代出现在英诺森三世时期，随着他登上彼德宝座，教皇的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了。他积极干预各国政事，对各国君主指手划脚，从他写给欧洲各国君主的6000余封书信中来看，满纸都是威胁警告之辞。当他在位时，其权势已伸张至全欧洲，国王与皇帝为这位白色衣袍的上帝众仆之仆执蹬，并吻其足，至此，教皇的权势已经达到人类野心所能企及之最高点。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宇宙的创造者》中表述的“日月论”可以生动的描述当时的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英诺森三世声称：“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是整个世界。他说：宇宙的创造者在天空中安放了两个发光体，光度较大的一个管白昼，光度较小的那个管黑夜。在以天上之城见称的普适性教会的天空中同样如此，他设立了两大尊位，较大的那个主管灵魂，较小的那个主管肉体，这二者就是教皇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不仅如此，月亮从太阳那里得到光亮，并且月亮无论从它的大小和能量上均小于太阳。同样，君主的权力因教皇的权力而取得威望，因此，他愈逼近那个权力的光环，自身所显出的亮度就越小，反之，越是退避一些，亮度则越强。”此后到卜尼法斯八世间的教皇，权势虽不及英诺森时显赫，却基本上能够控制世俗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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